在浩瀚的华夏文明长河中，伦理思想的第一次系统性萌发与建构，犹如一座精神的灯塔，照亮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价值航向。这并非一个突兀的节点，而是一个在漫长历史积淀中，逐渐凝聚、升华并首次得以体系化表述的辉煌过程。它深刻回答了早期中国社会关于人伦关系、道德准则与社会秩序的根源性问题。
要探寻“中国伦理第一次”的清晰面貌，我们需要将目光投向西周初年至春秋战国这一思想激荡的时期。此前，夏商时期的观念更多与“天命”、“鬼神”崇拜交织。而真正的转折，在于人文精神的觉醒和伦理价值的自觉。周公制礼作乐，可视为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伦理政治实践。他将血缘宗法关系与社会等级制度相结合，创造出一套以“亲亲”、“尊尊”为核心的礼乐规范体系，这实质上完成了中国伦理第一次将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进行大规模、制度化建构的尝试。“德”的观念被突出强调，从对天神的敬畏，开始转向对统治者自身德行要求的重视，为后世伦理思想的发展铺设了基石。
随后，春秋战国时期“百家争鸣”的思想盛宴，使得伦理思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与系统性。其中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，无疑是完成中国伦理第一次哲学化、理论化升华的关键人物。他面对“礼崩乐坏”的社会失序，并非简单地复归周礼，而是为“礼”注入了“仁”这一全新的、内在的道德核心。孔子提出以“仁者爱人”为总纲，以“孝悌”为根本，以“忠恕”为践行方法的伦理思想体系，首次系统地回答了个人修养、家庭伦理、社会交往乃至政治治理的道德依据问题。他的思想，标志着中华民族伦理精神从自发走向自觉，从制度约束深入内心律令的第一次完整哲学表达。
与此同时，道家、墨家、法家等流派也从不同角度参与了这场伦理奠基。老子倡导“道法自然”、“无为而治”，提供了与儒家入世伦理不同的、基于宇宙本体的价值思考；墨子主张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，强调无差别的博爱与社会和平；法家则侧重于伦理的制度化与法治化。这些思想相互争鸣、融合，共同丰富了中国伦理第一次大繁荣时期的内涵，塑造了中华伦理文化多元互补的底色。
这次伦理的首次系统奠基，其影响是深远而根本的。它确立了以家庭伦理为基础、向社会国家推演的“修齐治平”路径；它强调了道德自觉与人格修养的至高重要性；它塑造了“重义轻利”、“群体和谐”等核心价值取向。这些特质构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道德标识和文化DNA，历经后世传承与发展，虽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，但其最初奠基时期所确立的基本框架与精神方向，始终延续不息。
回顾中国伦理第一次的体系化历程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套古老的行为规范，更是一个伟大文明在精神层面的成年礼。它从历史深处走来，为我们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、价值选择和文化认同，提供了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。在当今时代，重新审视这份宝贵的遗产，对于构建当代社会伦理、增强文化自信，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。